Monday, July 27, 2009

JOKE 版网友测试!

趁着学 Google Docs,做了个水源 JOKE 版网友测试,原本心理预期很低的,有10个人参加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号人参加。嗯,有些事就是要去做。


Stemmer Imaging Poster Translation

For 2009 Vision China Expo.

Common Vision Blox is a fast,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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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6, 2009

奥巴马新闻发布会

这是7/22/09的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医疗改革,奥巴马一上台就滔滔不绝的讲了6分钟,记忆力非凡,后面的提问部分又充分展现了他的雄辩
Video
Transcript
反面评价
It (Health care reform) 's so complicated, in fact, that it can make one of the most eloquent guys on earth — Barack Obama — sound awkward, as he did during Wednesday's press conference, fumbling around with generalities and jargon.

Saturday, July 25, 2009

钱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钱是从印钞机里面印出来的,是的,不过那只是很小一部分哦,人见人爱的钞票只占流通货币的5%。绝大部分货币是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信用货币。
当你把房子、车子或自己的未来作为抵押,在贷款合同上签下名字,银行在你的账户上动了几个数字,钱就创造出来了。
Paul Grignon 制作的动画片“Money as Debt”,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钱的本质和创造方法。
请上 Youtube 搜索“Money as debt 中文字幕版” 观看。
假设央行规定的准备金率是10%(准备金/存款的比率),一个银行 A 有 1111.2 元准备金,就可以放贷 10,000 元。假设你贷款了这笔钱,你的账号上就多了 10,000,你通过网上购物向 B 买东西,B 的钱存在银行 C,C 的存款多了 10,000,扣除准备金 1,000,可以放贷 9,000。
理想情况下如此反复,整个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和信用货币如下

准备金   信用货币
1111.2  10,000
1000     9000
900       8100
810       7290
...         ...
---------------------
+
           =100,000

最后的创造的信用货币是 100,000,是 1111.2 的90 倍。放贷是可以收利息的哦,所以,1111.2 的本钱可以收 100,000 带来的利息,再扣除存款的利息。

还是那句话贷款是要收利息的(Work for money? NO. Let the money work for you. 用钱生钱是我们的梦想啊!)。银行只创造了放贷的本金,没有创造出利息,整个社会的货币就不够偿还本金+利息了。因此有些拿不到钱的贷款人就不可避免出现信用破产。

为了避免这个金融体系的破灭,必须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货币(更多的贷款),来偿还前面的本金和利息。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债务逐年上升。

钱=债务,同时钱也是社会的财富的表征,越来越多的钱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美国在黄金十年中 GDP 增长率在 3% 左右,中国近10年来 GDP 的增长率在 10% 左右,这种说法很容易掩盖这个事实——GDP 是指数增长的,这和复利的计算是一样的。指数增长是很恐怖的,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维持指数增长意味着消耗资源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能持续多久呢?
另一方面,真实的财富跟不上钱增长的速度,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是银行家们对创造财富的人民的一种隐蔽的、温和的剥削。

那是不是大家都不借债了最好,不是的,钱=债务,没有借贷,大家都没有钱了。

就是我们还是得依赖现在的这个货币体系。我们知道这个游戏要付出很大代价,不过没办法,只能继续玩下去。
怎样避免崩溃的结局呢?解决之道在于根据流通的需要创造出不需要利息的货币——诚实货币。不过改革要遭到利益既得者的强烈阻力,另一方面,骤然的改革,会使得大家现在拥有的财富一下子变为零。
一切从头开始,这让我想起了 Fight Club 最后诺顿拥着女人在高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远处曼哈顿群楼的爆炸。
还有闪烁的镜头切换里隐藏着的东西...

注:以上是很久以前写的一篇小结。今天又做了一些思考,如下。(7/26/2009)
1. 以公众作为一个主体,银行作为另一个主体。
考虑公众账户,假设每一个人的钱都存在银行里面,则每一个人的贷款都转为另一个人的存款,换句话,每一笔存款都对应有一笔贷款。我们经常说全国的存款总额有多少,但是这意味着有同样数量的贷款。
你有100块钱,就对应的有人欠100块钱,Money as debt 名符其实

我们在谈论有多少钱的时候,是指存款的总量(也可以用贷款的总量),因为在贷款的时候,钱被创造出来,存款增加。

这些钱能不能都流通呢?不行。(这和实物货币,钞票和硬币,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实物货币不够)
考虑一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储备+现金+贷款=存款
而现金可以理解为未发放的贷款


2. 贷款和存款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公众的存款和贷款总额相等,为什么银行的贷款总额要比存款多,若准备金率为10%,贷款/存款=10:9。这个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我们假设先有贷款额度10,000,才有存款


银行账户
准备金 贷款 存款
1111.11 10000 10000
1000 9000 9000
900 8100 8100
11111.11 100000 100000
银行的贷款和存款相等。

如果我们假设先有存款10,000

银行账户
准备金 贷款 存款
10000
1000 9000 9000
900 8100 8100
10000 90000 100000
此时存款:贷款=10:9

确实,银行将存款转换为贷款的效率是10:9,但是以整个货币系统为考量对象,追溯到最开始,先有存款是存疑的,整个货币系统的存款和贷款是相等的。(还搞不清楚)

3. 准备金的另一个角度
公比小于1的等比数列之和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准备金,则货币可以无限量供应。

4. 公众的存款等于贷款。能不能通过钱的转移抵消掉。不行,因为要支付利息。


钱的转移
B10 A10 A为B工作,得10
D9 C9 C为D工作,得9
E8.1 E8.1 E贷款没用,得8.1

一段时候后,假设钱转移如上。全社会的钱通过转移只能偿还本金,不能偿还利息。
这就是那张跑步机的图,跑在前面的人拿到了本金和利息,跑在最后的人本金也都拿不到了,于是就吃掉了。

5. 先有鸡和先有蛋的思考——中央银行的操作和新增加的钱
1)政府借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
这是先有存款
2)公开市场操作
未完待续

1200米

今天多云,游泳池水温很友好,人比较少。游了24来回,1200米。不累。

Tuesday, July 21, 2009

日全食

日全食之日,阴雨。
九点出头的时候,站在五号楼四楼走廊上往外窥视,在飘渺的乌云之中,被咬掉大约一半的太阳终于露出了面容,心下甚喜。就这种天气,能看到这么清晰的偏食,也是赚了。
同几人跑到致远湖旁的草坪上,发现云层又加厚了,根本见不着天阳。草坪上人群矗立,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拨开云雾。全食马上就要到了,乌云还死赖在天上。最大的一群人围着笔记本电脑看电视直播,其余的三两人闲聊,只剩下安放在三角架上的的摄影仪器最孤单了,本来它们应该大展身手才是。还有一个粗大的天文望远镜,我就着目镜瞅了瞅,也没看到啥。
忽而豆大的雨下了起来,众人撤到电信群楼屋檐下,只有一个小朋友在雨中蹦跳,开心得很,他爸爸追了好一会儿才把他拉回来。
全食的时候,天暗了起来,不过还能看个大概,不是我想象中全部黑暗的情景,可能是人造照明的原因呢?要是全暗多有感觉啊。
过了一会儿,天又亮起来了。

长江沿岸300一遇的日全食结束了。

Monday, July 20, 2009

大热

大热。
屋顶的吊扇,年久失修,平常总要十几分钟的预热期才羞答答的送出一些风,这段时间我就洗澡,洗好以后就能吹上风了。不过今天扇儿也反常了,开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很绝望的决定上床睡觉时,还在那儿空转。
平躺在床上,不断渗出汗来。一边流汗,一边在想扇儿怎么还不好啊。人的忧虑就是这样造成的。
夜不成寐。

Sunday, July 19, 2009

美国医疗改革

美国人很警惕政府剥夺自己自由选择权力的可能力,比如选择医疗保险、选择医生的自由,所以奥巴马要推行公共的医疗保险,就要受到质疑。不过最终的方案看起来是私有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保险共存的混合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经常说,如果你已经有了医疗保险,那如何如何,如果你还没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作为一个雇主在考虑给员工上医疗保险,那又如何如何。这就是区分了两种情况。
没有制度是十全十美的。私有医疗保险似乎是只要你交了钱,生了病就给你及时的、多样的、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治疗,医院和医生也有动力给你多样的、最好的(最贵的)治疗。单一支付人系统肯定有利于降低医疗的不必要开销,有利于覆盖更多的人,但原本就那么多的医疗资源现在要覆盖几乎所有人,平均服务水平就要下降,它经常被提到的弊端有病人做手术要排队好久个月排队,医院和医生动力不够等。
也许可以规范一套各种病症的基本治疗,在这个范围内采用公共医疗保险,如果要坚持个性化服务,就再上私有医疗保险。

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地方是,美国的医疗改革是奥巴马提出来的,但是具体的讨论、辩论、争吵、制订、决议却是国会。医疗改革,涉及税收和财政拨款,这些都是国会管的事情。不过这二者的关系,总体原则上清楚,深究的话还是很模糊。难道行政分支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国会通过,这之间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的国情,有时候更觉得混乱。我们医疗改革的决策机构是国务院,而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类似的在挽救金融危机的时候,在决定4万亿投资的时候,我们具体的决策机构也是国务院。 
邓小平说过:
“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 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57页)。“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 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 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0页)
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小平同志的论述里并没有谈到方向的正确与否问题。如果方向正确了,决议正确了,效率高收益大;如果方向错误了,决议错误了,效率高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风险和回报的关系,咱们效率高,回报高,同时风险也高。风险在哪儿呢,在于决策者什么时候不小心或无心的干一件昏庸的事情,下一个昏庸的决心,做一个昏庸的决议。我们祈祷决策者永世英明!


http://www.kanlaomei.com/?p=585

Saturday, July 18, 2009

人人都有的恐惧

1.
“我从未有任何一个时刻如现在这样渴望自由。”
想象一下那种情形,好像挺有趣的,不过真的可怖的。Are you willing to sacrafice?

2. 张怀阳的《劳动教养决定书》
一直不知道还有劳动教养这回事,只知道有劳动改造。二者是不同的。
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Wikipedia
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不同(新华网)
一、性质不同。劳动改造是对罪犯实行的刑罚执行措施,而劳动教养是对特殊的违法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实行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相当于国外的预防犯罪的保安处分措施。
    二、适用的对象不同。劳动改造的对象是违反刑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而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 律、法规,尚不够刑罚处罚的违法人员。如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有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 罚处罚的人员;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
依法治国,怎么还能存在这种怪胎?

Friday, July 17, 2009

《老友记》典故集解 Season 1-10 (转载!!)

第一季


第一集
Mr. Potato Head
瑞秋和众人谈到了她逃婚的原因,她说这是因为她突然发现她的未婚夫巴里医生长得活像
“薯头先生(Mr.Potato Head)”,这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如果大家看过《玩具
总动员(Toy Story)》,就会在里面发现他和他的夫人“薯头太太(Mrs.Potato Head)”叽
叽歪歪,经常批评这、批评那的形象。尽管“薯头先生”很可爱,但卡通毕竟是卡通,如
果你在乎未婚夫的容貌,而未婚夫又不幸长得和“薯头先生”一副嘴脸,你最好还是和瑞
秋一样赶紧逃婚。
Mento
Mento是曼妥思糖(Mentos)的简称。在钱德勒和乔伊安慰离婚的罗斯时,钱德勒说他和乔伊
与女孩的关系从来没有“长过嚼一颗曼妥思糖的时间(lasted longer than a Mento)”;
以劝慰罗斯放开一点。
Billy don't be a hero
这是一首著名的反战歌曲,歌中有一句词说:“比利,不要成为一个英雄(Billy,do
n't be a hero)。回来,让我成为你的妻子。’在剧中,乔伊劝告罗斯忘记前妻卡罗尔,
再找新的女友,罗斯非常不满,他反问乔伊:那“比利,不要成为一个英雄”这个故事对
你有何启发?这里罗斯把找新女友比喻成上战场。
Barn raising scene in Witness
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目击者(Witness)》一片中,被迫杀的警察布克为了逃脱敌人而被迫
躲在农村,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大家合力盖谷仓的场景是电影中层现快乐生活的精彩片断。
在《老友记》剧中,刚和莫尼卡共度良宵的保罗为了形容他的快感,说和莫尼卡做爱要超
过“所有生日、两次毕业典礼再加上《目击者》电影里合力盖起谷仓那种快乐”。
Pinocchio,Geppetto
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木偶皮诺曹和他的制造者、老木匠葛佩托。剧中,这是乔伊曾经
出演过的剧目。
Liza Minelli
该集最后一个场景,钱德勒再次提到他做的梦,他梦见自己是“丽莎•米内利(Liza M
inelli)”。丽莎是名演员、曾主演《绿野仙踪》的裘迪•迦伦的女儿,本人也于1 9 7 3
年因为在《小酒馆(Cabaret)》一片中的精彩演出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联想 ThinkPad 的国内定价策略

一直以来很不明白联想 ThinkPad 在国内外的差价怎么大得令人乍舌,好多系列在国内买就是比在美国贵一倍,联想的管理人员的脑门是不是被门板夹过了?但是这个策略由来已久,至今仍然坚挺。
譬如比较一下 Macbook pro 和 ThinkPad T400, 不算美国的增值税,今天美元人民币汇率为6.83139436
                                        美国                   中国                   比率
Macbook pro 13in低配    $1,199.00          ¥9498               1.159
ThinkPad T400[1]             $749.00             ¥11,999            2.345


[1] 国内外型号不相同,都选最便宜的,配置相同 

但联想既然这样定价,肯定是最优化后的结果。什么人会去当这个冤大头呢? 政府和事业单位采购的,还有那些认为 ThinkPad 代表一种身份象征的人。前者就没的说了,后者完全是市场营销的结果,就像哈根达斯一样,本来在国外很平价的冰激凌跑到中国来愣是给打造成高品位食品。

附,四大论点:讲诉Thinkpad笔记本行水货差价为何便宜六成...

Thursday, July 16, 2009

股市和财富关系辨析

金融衍生品是零和的,有人赚必定有人赔相同的钱。股市的上升期可以大家都赚钱,下降期可以大家都赔钱。(这种说法值得细究,大家都赚钱,是因为最后入场的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投入了最多的钱;如果没有人投更多的钱,就没有所谓的“大家都赚钱”。股市只是钱的转移,不会带来钱的量的增加。
假设今天A持有市值为10块钱的股票,明天B用11块钱买了,A赚了1块钱,B保有11块钱。所以市值增加。
股市不保留钱(新股上市时会暂时保留钱),有人卖必定有人买,钱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说股市市值有多少钱,并非真的有那些钱放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只是对上市公司价值的估计。当市场信心崩溃时,股市代表的价值就会下降。
整体而言,股市不创造财富,股市也不保留财富。记住股市是转移财富的工具,所以应该是有人赚钱,就有人赔钱。但是当市场下降期是,前面说过大家都在赔钱,这是有矛盾吗?
考虑如下情况,假设只有一个股票,只有一股。
市值     买卖
8000    A 买 X 卖
7000    B 买 A 卖
6000    C 买 B 卖
则从8000到6000,A和B分别损失1000,如何理解赚赔抵消呢?关键看市场最开始的市值。
如发行的时候定为6000
1. X 是投资者,6000点买入,则财富转移,整个市场赚赔抵消
2. X 是投资者,7000点买入,则必定有人 6000 点买入,赚钱离场了,整个市场赚赔抵消
3. X 是投资者,9000点买入,则必定有个“投资者的链条” 6000 点买入,9000点赚钱离场了,整个市场赚赔抵消
如发行的时候定为8000,那不就所有人都赔钱了吗?如果认为6000点是合理的,那么发行公司是赚钱的。赚赔抵消。
如果认为8000是合理的,那么确实大家都赔钱了。 实际上是A和B各出1000块钱和C的6000块钱买了应该值8000的资产。

所以大家都赔钱的解释有如下几种:
1. 已经有人赚钱离场了
2. 上市公司通过高价发行“低价值资产”赚钱
3. 赔钱的人所赔的钱和股票持有者的钱加在一起,持有高价值资产。

首先谈一下财富。最直观的财富是总的可以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股市并不创造财富。其二银行的存款算不算财富?一国的流通货币的总量和经济总量是成正比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货币量和流通中的财富成正比。银行存款是货币化财富。
其三是藏富于民。藏富于民是财富分配的问题,不是财富总量的问题,更不是货币化财富总量的问题。往每个人的账户上增加100块钱,这样只会带来通货膨胀,不是藏富于民。
股市是另外一种账户,但和银行账户不同,它可以称为名义财富。股市上涨是通过货币化财富的转移使得名义财富的总量增加,股市下跌是通过货币化财富的转移使得名义财富的总量减少。股市不是藏富于民,当股市上涨时,所有人账户上的名义财富都增加,这有点类似于在所有人的银行账户上加钱,如果大家都不拿出来流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家都把银行里多加的钱拿出来流通,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对于股市来说,这些增加的名义财富是取不出来的,当大家都想将名义财富转化为货币化财富时,股市就会下跌,使得名义财富减少。
股市的根本作用是用于融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在10000点还是在1000点,只要市场有信心,融资得到合理的响应,股市就是没有问题的。从10000点到1000点,社会财富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带来货币化财富的总量变化(以上假设参与股市的都是本经机体内,不考虑外资) 。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只是货币化财富的转移。但是由于股市的机制,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好坏。
因此,许多媒体喜欢说,股市下跌后多少多少财富蒸发了,这只是耸人听闻,是因果倒置。股市不改变财富或货币化财富,股市的名义财富是提取不出来的。正确的因果关系是是经济下挫,反映到股市中,就表现为股市下跌。
那股市和财富有没有关系呢?有。其一财富转移了,个人或某个群体(如散户)的财富是会蒸发的,所以投资要小心;其二经济衰退时,股市反映一般是急剧下挫,事实上产品和服务总量也会下挫,财富会变少,但绝对不是股市名义财富减少的那个量。其三,股市代表了上市公司的价值,当经济一直发展,上市公式价值也不断增加,反映到股市来,股市要上涨。但还是要谨记,股市只是名义财富,只要股市还在,不进行清算,就不存在大家都赚钱的事。
因此,持有股票并不是赚钱,没经过卖掉盈利的步骤,就不是赚钱。

zz 美国法院

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 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 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 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 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

Wednesday, July 15, 2009

股市,债券,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管理手册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Handbook
金融风险管理手册

1. 债券

债券对应未来的现金流,每期收入为一定利息,面值 * 票息(face value * coupon rate),到期时收入为面值加上当期的利息。未来的现金流可以通过贴现率(discount rate, yield)换算成现值。

国内的债券一般一年一付,贴现率即收益率,有税前和税后之分。

现值-贴现率 曲线是凸的,即贴现率越大,现值越低。为了衡量对贴现率的敏感程度,采用两个参数——久期(duration)和凸性(convexity)。 

重要公式


其中
y: yield
C_t : t 期的现金流,对于债券,每期现金流为 face value * coupon rate, 最后一期现金流为face value * coupon rate + face value
P: present value
Conventional duration 又称为 Macaulay duration

Risk management 的主要研究一个量的变动对于另一个量变动的影响,主要工具是 Talyor 展开。对于债券,对 P=f(y) 进行二阶泰勒展开。
一阶对应久期,二阶对应凸性。
Dollar duration measures the (negative) slope of the tangent to the price-yield curve at the starting point.
Convexity is always positive for regular coupon-paying bonds. Greater convexity is beneficial both for falling and rising yields.
(Macaulay) duration represents an average of the time to wait for all cash flows.

Tuesday, July 14, 2009

皇帝的新衣

《皇帝的新衣》我们小时候都读过的,可是谁又有那个小朋友的天真和勇气呢?大多数人都选择做口蜜腹剑的群众。

憋屈的宪法学

在中国研究宪法学应该是挺憋屈的吧,面对专制的现实,原本挺重要挺实用的一门学问却沦落为空谈。张千帆教授是研究宪法学的,他的个人自述如下: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宪法学者同时感到幸运和不幸。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是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嗯,有些许自嘲的味道。

1. 张千帆的这个演讲还是不错的。
2.  美国禁枪令违宪审查案启示

Monday, July 13, 2009

粗糙数据

以下数据(数字)只是大概,于 7月份/09 查的。
万亿 = trillion 
单位 美元
中国 GDP 4万亿美元 (不同机构的数据相差比较大)
美国 GDP 为 14 万亿
美国政府债务为 11 万亿,其中外债约为 44% (参见 U.S. NATIONAL DEBT CLOCK)
中国外汇储备 2万亿(好多啊)
A 股市值 3.2 万亿
美国股市市值 10万亿

7月份美国赤字超过 1万亿
全年预计赤字为 1.58 万亿

Primary deficit = 支出-税收
Total deficit = Primary deficit + 上财度债务利息
原则上
下一财度债务 = 上财度债务+total deficit
实际上
新增的债务有很大部分不算到赤字里面,可能超过50%

Sunday, July 12, 2009

审恶疲劳和运动式

看久了没感觉,人性如此。王小波曾写下很生动的描述,一位在俄罗斯工作的外交官第一次欣赏芭蕾舞剧“天鹅湖”,全神贯注,被优雅的舞姿、凄美的剧情所吸引,谢幕时意犹未尽,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要看“天鹅湖”,前几遍都挺有意思的,但是几十遍下来,就不是看了,仅仅是身体出席,以后幕布一开,他眼睛就失去了焦点,迷迷糊糊中就只有人物在眼前机械的运动。天鹅湖好不好,好啊,但也禁不住持续的审美。
不仅审美有疲劳,人性也有审恶疲劳。我不知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不过第一次看到是在刘瑜的《沉默也是罪责》一文里。人会疲劳,作为人的整体,民意也会疲劳。确实如此,社会不公和荒唐的事件层出不穷,网络民意风起云涌。网络的传播有种特点,它使得有潜质的事件可以在迅速登上舞台,成为热点。以前口口相传和权威媒体发布的方式都太没有效率了,网络传播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通过转载和无责任粘贴,迅速占领所有能见的平台,制造一个民意的风暴中心。然而,大多数的热点就像是一场热闹似的,有潜质的事件总是那么多,热点一个接着一个。审恶疲劳使得我们更倾向于关注新的焦点。
这种运动式的过程,刚开始还挺有趣的,后来就不禁令人绝望。好像是自己作践自己,去关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并且天天有那么多新的事情出现,令人目不暇接。到底我们的期望是什么? 就是来看热闹吗?
我们需要一种制度,让审恶能持久,有反馈,直至把被审的那种“恶”的根源从制度上消灭掉。然而,在公权不屑于回答民意的今天,这种期望只能让我们更绝望。

Monday, July 6, 2009

美国首席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的候选人可以是联席大法官,也可以不是,比如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特;甚至可以是以前没当过法官的人,比如厄尔·沃伦,他是学法律的,不过并没有当法官,而是当了三届加州州长,之后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首席大法官,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感叹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Sunday, July 5, 2009

似序非序张玮瑛

在图书馆,偶然看到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生活、读书、知识”三联出版社出的,纸质印刷装帧均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不禁拿来看看。我对历史地理学和侯仁之大师一无所知,初看其中文章也觉得索然无味。不过书中的序却吸引了我。序是侯大师的爱人,张玮瑛写的,不过看起来却不是序的风格。文中回顾了侯仁之大师的一生,又点缀着两人之间的感情。


仁之和我相识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园。我于1931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在位于适楼(现名俄文楼)一层的西南角的那间课室里,我们听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1932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影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1932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3号寓所。仁之在这里参加过学会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1934年3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一文。由此,他开始关注历史上水利的兴修并阅读水利史的典籍。他的学士论文便是关于清代黄河的治理,题目选为《靳辅治河始末》。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洪业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仁之以《陈潢治河》为题,结合现实,著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
仁之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留校后,仁之担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带学生到事先选定的古遗迹或古建筑物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仁之根据参考资料,写出简要的介绍文章,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考察的参考。我每次参加,受益良多。这项工作使仁之进一步认识到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他后来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个郊野,尝试将文献的考证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顾颉刚教授为躲避日寇追捕,被迫离校出走。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爱才惜才的洪业教授注意到仁之的学术思想开始向研究历史时期地理学的方向发展,便着手为他安排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计划,后因欧战阻隔,未能按时成行。
1939年8月,我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婚事不张扬,仪式从简,只备便宴。司徒雷登校长是证婚人,我们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及他们的夫人在座。从此,仁之和我相随相伴,从二十岁时的同窗,到现在九十多岁的老伴,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仁之在洪业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于1940年7月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任教。引导仁之走上治学之路的洪业教授、顾颉刚教授、邓之诚教授教学有方,传业授徒,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之间,给学生以熏陶。仁之亲炙教益,承继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为日后学业和持身律己立下了根基。我师“育我之亲,爱我之切”,仁之一生对此感念不忘。
华北沦陷后,为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同时秘密协助爱国学生离校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司徒雷登校长任命仁之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以协助委员会主席、美籍教授夏仁德(R.C.Sailer)。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立即被封。师生二十余人,包括司徒雷登校长、陆志韦教授、洪业教授等先后遭到逮捕。刚刚度过三十岁生日的仁之,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戴拷押至北平入狱。十一名燕京大学教员在狱中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仁之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1942年6月,仁之被日寇军事法庭审讯,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无迁居旅行自由。仁之只得随我寓居天津我父母家。为避免日伪不断上门纠缠,仁之先后在达仁商学院和天津工商学院任教,继续写作因被捕入狱而中断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并对天津聚落的起源做进一步的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作为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五名成员之一,仁之立即回校接管燕园,清查校产,筹划复校。五十六天后燕京大学复学。仁之奔波在京津之间,同时在燕大和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已无暇写作。
1946 年8月,按照七年前洪业教授已为他制订的计划,仁之负笈远行,乘船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就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当年书信往来走海运,总要两三周的时间,真是家书抵万金。仁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年的紧张生活:“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freshe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做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做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做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仁之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转换。随课业的深入,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其对当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实践,使仁之愈受启迪,并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1947年7月5日,仁之接我信后感触甚深,前往书店购得《普通制图学》(General Cartography)一册,题签以志纪念:“今晨得瑛来信对于治学为人多所勖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学有识的人才,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按:侯仁之称张玮瑛为“瑛”,张则称侯为“临”,因其小名为“光临”)仁之愈发努力,倾注三年心血,对数年来积累的有如“砖头瓦片”般的资料和思考重新加以审视、提升,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构建写作了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 1949年夏,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原本保存在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仁之随身携带副本回国。虽然历经半个世纪沧桑和“文革”抄家的劫难,文本居然保留至今而大体完好。
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后,赶在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三天,回到了祖国,并立即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祖国的文教事业中。1950年7 月,他发表了回国后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当时仁之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地理学,又应梁思成教授之邀在清华大学讲授“市镇地理基础” 课程,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由梁思成教授推荐,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仁之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这使仁之得以立即展开首都都市计划中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实地考察,提交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此时,仁之产生了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设想,并得到梁思成的鼓励和支持。1951年5月,梁思成教授亲自给中国科学院写信,申请为仁之配置一名专职绘图员,以协助他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仁之任教于北京大学,又担任了繁重的行政工作。1951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平日我住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近代史所的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家。那时,仁之虽然年富力强,但长期负荷繁重,使他患了三叉神经痛,痛得不能入睡,不得休息。不过,只要有些缓解,他就又忙起来。白天的课程、会议、社会活动总是排得满满的,只能挤晚上的时间写作。当时,我们住的燕南园没有接通学校的暖气管道,各家各户靠自己烧煤取暖。在楼上靠近楼梯口的地方,我们支起一个很高的洋铁皮炉子,烧煤块加煤球,火力很大,楼上各房间的供暖都靠它。仁之很会“伺候”这炉子,自己添煤、捅火、铲灰,控制火候。晚上,先把孩子们住的房间门打开,让暖气进去。等孩子们睡了之后,仁之再把各房门关上,让热气集中在楼道里。夜深人静,坐在楼道角落的一张小枣木桌前,摊开纸笔,文思流畅,时常到午夜或凌晨才搁笔。
围绕着古代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与规划设计等方面,仁之热情饱满地写了大量文章。50年代初崭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水的需求急剧增长,仁之深感水源的开发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撰写了《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昆明湖的拓展,十三陵水库及官厅水库的建设使仁之兴奋不已,不但屡到现场,还写了多篇短文欢呼水源的开辟,讴歌战斗在水库工地上的英雄们。
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58年10月,国务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西北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仁之代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出席,会后组织多学科力量投入沙漠考察。从1960年到1964年,除教学和行政工作外,他年年暑假都带领学生和年轻同事进沙漠。1960年夏赴宁夏河东沙区,1961 年夏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1962年夏赴内蒙古及陕西榆林地区毛乌素沙漠。1962年底,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领导的治沙科学研究小组,考虑用十年时间(1963—1972)完成从内蒙古西部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设想。仁之根据这个计划,1963年夏再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1964年夏又赴陕西榆林地区及毛乌素沙漠。那几年正处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粮食、油、糖定量,进西北荒漠条件更是艰苦。仁之凭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斗志不减。一次乘坐的吉普车出事故翻进沟里,插在胸前口袋里的两支钢笔都折断了,他万幸没有受伤。白天冒酷暑出没沙丘,晚上和当地的老乡交谈。在旅途中随手写下的《沙行小记》及《沙行续记》是那一段经历的生动记录,充满了乐观与豪情。平日烟酒不沾的仁之,为了表示对当地习俗和地方领导的尊重,还在主桌席上敬酒回酒,直到主人和宾客一个个醉倒被搀扶而去,他还能应付自如——这还是最近我从当年随他进沙漠的学生那里听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仁之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抄家、关押,遭受到人身迫害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我也受到牵连。1969年仁之从“牛棚”出来,又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两年,我随社会科学院去了河南“干校”,孩子们在北京。那三四年的时间里,全靠写信寄包裹传达互相的惦念,每封信都是在三地之间转一圈传阅。仁之很惦记我下到“干校”后出现的心绞痛毛病。直到1973年我从河南息县回来,我们才得以团聚。那时的我们,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
从江西回来后,仁之继续受监管在校内劳动,不过多少可以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拾起中断的研究。“文革”后期,“四人帮” 的政治蓄谋加紧实施,四处发展势力网罗人才,学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1974年初,仁之还在劳动着,突然接到通知,紧急集合上火车,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下车后才知道是到了江青树立的典型——天津小靳庄。几天后返校又被召去开“座谈会”。仁之警觉到情况不好,想走。我们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历次来北大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每每议论总以“三点水”代其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不愿从命,然而又脱身不易。仁之进城去看我们信赖和尊敬的燕京大学学长翁独健。独健先生已从旁知道仁之被点名去了小靳庄,对他说了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好这时有报道,邯郸在战备“深挖洞”时发现地下城墙夯土和战国时期文物,北大地理系的师生要前往“开门办学”。仁之借此机会立刻出走,及时避开了“四人帮”的纠缠。那两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河北和山东。虽然还戴着“有问题”的帽子,但是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于是他便全力以赴,先后对邯郸、承德、淄博三座城市做了实地考察。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仁之在承德。赶回北京后,看到由于余震,人们都在户外露宿,仁之便在院子里一棵大槐树下支了个棚子,架起一条水泥板当桌子,即伏案工作起来。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和科研系统同样是百废待兴。1972年,仁之从江西鲤鱼洲回校后半年,曾写了一份意见书,正式提出希望能有机会继续进行西北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因为如果按照 1962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治沙小组当初的设想,1972年本应是完成西北沙漠十年考察的时候。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意见书根本无人理会。直到六年后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仁之才得以重整行装,奔赴十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的大西北沙区。当6月4日火车奔驶在包兰线上,仁之在随笔《塞上行》中兴奋地写道:“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浩荡的东风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区的征途。”这次他参加科学院沙漠综合考察队,对从内蒙古西部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古阳关一带沙区的成因和治理做了综合考察。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使仁之更加坚定:“历史地理工作者必须勇敢地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在当前生产任务的要求下,努力开展野外的考察研究工作。”
从大西北沙区回到学校,仁之迎来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立刻带领他们去安徽芜湖进行历史地理与城市规划的专题研究。在1978年北京大学庆祝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仁之提交了论文《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结合生产实际,力求解决现实问题,建议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选择北京地区作为基地,从历史时期北京附近河湖水系的变化入手,探讨区域环境演变,同时继续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考察。
北京是仁之心中的“圣城”。仁之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写了多篇学术专题论文和科普读物介绍古都北京,阐述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规划设计有其鲜明的帝王至上的主题思想,在进行旧城的改造和城市规划建设中,应以新的主题思想“人民至上”取代,既要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体现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新格局。
1980年起,仁之利用出国开会讲学、做学术研究、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期间,仁之从美国同行中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正式成立,而我国还没有参加这个公约。回国后,仁之立即为此事多方奔走。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仁之起草,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委员的同意,联合签名向大会提交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起草后,仁之随即在《文物》上发表《万里长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政府能早日批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后获得批准,中国成为了公约的缔约国,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1993年,北京铁路西客站工程破土动工。最初有选址在莲花池的意见,后来主楼东移,使莲花池得以完整保留。仁之一直惦记着莲花池。在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后,就要亲自去看。我陪他去,那时还没有安装电梯,扶着他爬楼梯一直到顶,看到的是个干涸的莲花池底,而且已经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莲花池的命运使他非常担忧,他立刻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建议进一步开发莲花池的水源。在北京城里,另一处令他萦绕于怀的地方是什刹海。没有当初的什刹海,就没有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及沿中轴线的整个城市布局。仁之说,什刹海及其周围一带,是老北京最具有人民性的地方;作为新时代文化生活活动中心,什刹海的开发应该提到全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他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1993年,仁之再次讲授全校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作为一生教学的“结业式”。随后,便在暑假带领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冲垮了路基,火车只到京郊怀柔就返回了。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结束了,那一年,他八十二岁。
算起来,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仁之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三十年。“文革”开始,全部工作戛然而止,他抱憾不已。而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仁之又获得了生命中的第二个三十年,他对此无比珍惜。他本是勤奋之人,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1929年他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境况,他几乎每年都有文章作品发表。然而一生写作的高峰期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八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在我看来,这第二个三十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九十岁。
十年之前,一个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云影中,携手漫步在未名湖边。对于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个字:勤奋坚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近年来,走路困难加上视力衰退,不能出远门,他的目光回归到了早年学术道路的出发地,围绕海淀和燕园,完成了《未名湖溯源》、《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和文化渊源》等论文。现在,他再不能像以往一样地投入工作了,失却了生活的重心,使他伤感。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张玮瑛
2007年12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王者的心

大概五六年前春节在家看澳网,就坚定的成为了费德勒的球迷(只能说是伪球迷,因为网球我打不好,不知道极限在哪儿)。初看费德勒,就觉得他心理素质超级好,赛场上无论是领先或者落后,都一个表情,那就是没有表情。比赛中绝少激动兴奋,也没有沮丧失落,更没有萨拉波娃式的高分贝的喊叫。他表现出来的是游刃有余,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种选手是很可怕的,稳定得可怕。他必定已经积累了很多心理优势,因此很淡定。

昨天,费德勒又凭借着心理素质和意志力,再创历史,超越桑普拉斯,成就个人15大满贯。在先失一盘,第二盘抢七2:6落后的情况下,他连救4个盘点,艰难赢下第二盘。这不是一般选手能做到的啊,只有费天王。无敌的心理素质。

Wednesday, July 1, 2009

民主思考

1. 往小了说,民主是一种公共选择策略。就是一个组织内部意见不统一了,成员或者成员代表通过投票程序,来进行公共的决策。如何维护少数派的利益,是民主制度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少数派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总是受欺负,在某次投票决策后很生气。他能不能说,我不干了,我退出,我搞自己的。就是说少数派有没有这个自由退出或者单干。我想这个要看这个组织缔结的时候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是几个爱好旅游的朋友发起自助游,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去云南,有个人不乐意,就不去了,这是可以的。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少数人不乐意,要闹独立,这则是不允许的。
另外一个是和言论自由有关的疑问。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民主程序进行决策后,少数派能不能对外以个人名义,进行和共同决策相悖的呼吁呢?比如代表们大多数要往东,某一个人决定往西,在被否决后,对外呼吁,我谨以个人名义,号召大家往西。假如他对外很有威望,就会造成组织决策执行不力的情况。到底这是不是他的言论自由?

2. 民主的直接说法就是投票决策机制,以此为根本,带动整个社会的讨论机制,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将社会的意愿转化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规范,这些则是一个大树上的躯干和枝叶,故为《民主的细节》(刘瑜)。讨论民主不能忽略其细节。没有细节,民主就成了一个空口号。

3. 但另一方面,投票决策机制既然是根本,没有根本,能不能发展出细节?也就是说,不先建立上层建筑的民主机制,能发展出细节吗?

4. 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和麦凯恩的到底有多大不同?我也看了两个人的辩论,但是涉及很多细节的东西,听得不是很明白。两个人在重振经济上的措施上有什么不同吗?或许如同刘瑜所说的,选奥巴马和选麦凯恩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麦凯恩必败,因为他要背布什的包袱。竞选制度使得竞选人的施政纲领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都要争取人数最多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大多数选民只会分辨宏观问题的倾向性,比如是否加大投资,是否要减税,是否要结束伊拉克战争,是否支持堕胎等等,对于投资的细节,减税的细节,撤出伊拉克的细节,大多数人是不清楚的。

刘瑜:美国选举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1957年,政治学家Anthony Downs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