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 -- 秦晖

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的发言
秦晖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
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
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
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
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
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
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
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
“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
“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
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
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
”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
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
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
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
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
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
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
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
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
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
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
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
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
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
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
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
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
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
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
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
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
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
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
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
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
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
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
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
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
”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
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
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
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
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
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
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
－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
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
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
”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
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
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
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
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
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
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
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
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