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将 GK
左后卫 LB
左中后卫 LCB
中后卫 CB
右中后卫 RCB
右后卫 RB
清道夫(拖后中后卫) CWP
防守型中场 后腰 DMF
左前卫 LMF
右前卫 RMF
中前卫 CMF
进攻型中场 前腰 AMF
拖后前锋 SS
中锋 CF
边锋 WF
左边锋 LWF
右边锋 RWF
具体见 wiki
Tuesday, April 6, 2010
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 -- 秦晖
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的发言
秦晖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
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
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
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
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
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
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
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
“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
“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
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
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
”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
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
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
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
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
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
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
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
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
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
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
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
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
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
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
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
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
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
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
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
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
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
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
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
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
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
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
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
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
”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
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
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
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
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
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
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
－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
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
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
”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
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
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
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
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
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
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
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
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
秦晖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
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
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
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
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
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
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
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
“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
“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
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
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
”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
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
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
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
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
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
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
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
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
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
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
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
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
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
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
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
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
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
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
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
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
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
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
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
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
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
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
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
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
”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
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
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
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
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
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
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
－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
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
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
”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
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
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
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
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
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
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
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
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
秦晖：有没有“中国模式”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 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 （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 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 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 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另外写了文章，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 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 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 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 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 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 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 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 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 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 害。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 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 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 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 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 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 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 “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 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 “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 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 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 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 “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 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 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 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 “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 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 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 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 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 《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 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 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 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 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 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 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 “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 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 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 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 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 认为历史有什么 “必然性”——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在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 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 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对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 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 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我 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 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 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 有受益。纵向比，南非黑人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也 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 “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 （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 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 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 （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 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 “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 （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 解释。
这样的 “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 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而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 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自由与福利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 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 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我们的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 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 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 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 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 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 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 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 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 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 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 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 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 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 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 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 “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 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 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 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 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 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 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 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 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 希望了。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 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 （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 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 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 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另外写了文章，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 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 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 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 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 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 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 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 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 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 害。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 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 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 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 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 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 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 “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 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 “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 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 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 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 “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 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 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 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 “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 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 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 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 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 《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 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 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 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 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 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 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 “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 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 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 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 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 认为历史有什么 “必然性”——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在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 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 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对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 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 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我 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 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 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 有受益。纵向比，南非黑人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也 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 “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 （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 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 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 （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 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 “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 （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 解释。
这样的 “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 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而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 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自由与福利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 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 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我们的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 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 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 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 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 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 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 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 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 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 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 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 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 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 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 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 “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 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 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 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 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 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 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 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 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 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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